遇到纠纷需要懂法用法，但并不意味着只有诉讼才能解决问题，通过调解方式化解矛盾也是重要选择。

　　2015年10月13日，中央全面深改小组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》，提出要坚持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、司法调解联动，鼓励通过先行调解等方式解决问题。专家认为，这可以充分发挥“调解”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中的独特作用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。

　　“微创新”释放解决纠纷大能量

　　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，人民群众法律意识不断增强，社会矛盾纠纷将在一定时期内高位运行。面对案件压力，不能走增员增编的老路，近5年来，全国政法机关坚持内部挖潜与社会分流两手并重，找准制约案件繁简分流、诉调对接等纠纷解决机制作用发挥的瓶颈问题，让“微创新”释放大能量。

　　2015年3月，覃肖连被一辆小轿车撞成重伤。在广东顺德法院法官的建议下，她走进了“保险纠纷联调工作室”，1+1>2的保险行业联调“顺德模式”让覃肖连绝处逢生。

　　2011年以来，广东进入诉前联调的纠纷超过35.1万件，为法院分流了大批案件，也为社会化解了大量纠纷。

　　在北京，化解矛盾纠纷的“李红星工作法”已在全市政法系统全面推开。作为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民事法官，李红星坚持“能调则调，当判则判”，每年审结的案件多达800余件，调解率高达80%以上。

　　“我一般不会等着开庭，而是提前走出法庭，到楼道里寻找当事人，很多案件在楼道里，我跟当事人站在那里，面对面地交流，就得到了解决。”李红星说。

　　在庭审过程中，李红星很少使用法律专业术语，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清楚法律的相关规定。在一起消费者与商场之间的民事纠纷案中，他只是将“赔偿”更换为“补偿”，就成功地解开了双方的心结。

　　此外，北京选择部分收案量大的基层检察院设立轻罪案件检察部，专门办理适用速裁程序、简易程序的案件，50%—60%的审查逮捕、公诉案件由轻罪案件检察部办理，实行受理、告知、讯问、起诉、开庭“五集中”机制，推动轻罪案件从受理到审判全程提速，部分速裁案件羁押后48小时内得到解决，办案效率大幅提高。

　　河南登封市法院通过减半收取诉讼费、对进入执行程序的小额速裁案件成立“快执分队”迅速执行等方式引导当事人选择适用速裁程序。同时，经当事人同意缩短举证期限，采用门诊式庭审方式直奔争议焦点，并将调解贯穿庭审全过程。2017年以来，民事小额诉讼均在20天内结案，且无一件申诉、再审、信访；政府信息公开、行政非诉执行等案件平均31.5天审结。

　　南京市鼓楼区法院设立速裁庭，配置4名员额法官和12名法官助理专门负责审理速裁案件，明确对金融借款、小标的民间借贷、道路交通事故赔偿、物业纠纷、盗窃等12类民事、刑事案件重点适用速裁程序。采用“门诊式”庭审方式，对当事人集中进行风险提示及权利义务告知，合理排期开庭，同一审判组织在同一时段内对多起简单案件进行合并或连续审理，提高庭审效率。全院民商事案件1/3通过速裁庭办理。

　　兰州市安宁区法院将劳务合同、婚姻家庭等19类案件转入速裁团队审理，占同期受理民商事案件的38.9%。

　　拓宽社会力量参与矛盾调解

　　近5年来，一些地方积极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，使大量矛盾纠纷通过调解等非诉方式解决，缓解了司法渠道的压力，并借助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，推动专业调解与司法确认衔接，拓宽社会力量参与纠纷解决的制度化渠道。

　　深圳市福田区法院建设数字化调解室，探索建立在线调解、在线司法确认为一体的信息平台，已与辖区街道、派出所、交警大队等15个调解室实现远程视频对接。无需当事人亲自到法院申请，即可在线进行司法确认，同步打印送达法律文书。法院处理一宗司法确认案件的综合用时由半天至一天缩短为半小时。

　　贵州黔南州福泉市法院构建简单灵活的司法确认流程，就近免费为当事人提供司法确认服务，破解了过去“调解—反悔—再调解—再反悔”的效力缺失难题，实现一般性矛盾纠纷化解时间在3日内，重大疑难案件化解时间在15日内，30%以上矛盾纠纷当日化解结案，比诉讼方式节约90%以上的时间。

　　北京法院成立多元调解促进会，统一承担法院委托调解案件的接收、分配、监管，邀请专家参与矛盾纠纷化解调解工作，发挥“多元调解+速裁”模式对矛盾纠纷的导出效应。顺义区法院在立案阶段用不到6%的人力化解了17.7%的民商事纠纷，诉调对接团队平均结案近800件，平均10天结束。

　　四川省80%以上的法院设立了诉非衔接平台，吸引221个第三方调解组织入驻，开展诉前先行调解，2016年分流化解矛盾纠纷75118件，调解成功43773件，成功率58.3%。

　　河北法院在全省建立人民法庭“互联网+诉非衔接平台”，与综治、人民调解、行业调解等机构信息平台对接，以市场运作方式将起诉到法院的纠纷向中立第三方购买调解服务，分层递进解决纠纷。

　　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与市律师协会探索开展合作，建立律师调解制度，并在全市推开。建设“律师—卡通”“律师二维码通”等系统，方便律师参与调解时共享资料数据，提升律师参与信访矛盾化解、参与多元解纷的便捷性、积极性。

　　重庆荣昌区法院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，建立“双评估”制度。对于医疗、不动产、建筑工程、知识产权、环境污染等具有较强专业性的案件，探索建立中立评估机制，促使双方当事人理性选择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。对于家事等当事人心结较重的案件，与西南大学心理学部联合成立了“心理辅导室”，对当事人心理以及婚姻状况进行预测评估，提出当事人心理危机指数报告。

　　浙江义乌市法院邀请外籍调解员参与化解涉外民商事纠纷，吸收社会组织参与知识产权民事纠纷调解，大量案件在诉前解决。

　　创新调解方式强化源头治理

　　社会治理是一个老课题，同时又是一张“新试卷”。近年来，多地不断探索总结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模式。

　　目前，贵州遵义市余庆“小事不出村、大事不出镇、难事不出县、矛盾不上交”的基层纠纷化解的经验正在全市推广。

　　记者获悉，在“解难事”调处平台，余庆搭建了县群工矛调中心、县公共服务中心、乡镇综治群工中心、专业（行业）调处中心和村（居）调处中心，每个中心都配备充足的专职调解员，有的还配备了律师、心理咨询师、法律工作者为主要调解力量，有针对性地开展调解工作，增强调解效果。

　　9年前，余庆县松烟镇村民冉启伦与妹妹冉启先因土地纠纷产生矛盾，多年来，经村、镇多次调解均未达成和解。

　　去年，冉启伦到县矛盾调解中心上访。了解全部情况后，工作人员将两兄妹请到县矛调中心“群工在线·阳光信访”调解室，询问双方的调解意见和要求，主持人依据法律法规对事件提出了调解意见，受邀旁听的群众和嘉宾从伦理道德、人情世故帮助分析，最终，这起长达8年的信访纠纷案得以解决。

　　此外，余庆县还创建了全体系“不办事”监督平台，依托“大数据”在县级建立政务效能投诉举报中心，乡镇建立问责谈话室，村（居）设置民生项目查询和群众举报系统，紧跟不作为的事，紧盯不作为的人，让“不作为、慢作为、乱作为”无处遁形。

　　今年3月，杭州市西湖区法院借助社会力量，与互联网公司合作，建立了“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”。系统运行以来的3个月时间，已调解纠纷1207起。

　　记者获悉，“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”打通了最高院的法信、裁判文书网等8大平台，将浩如烟海的法律条文、几十万个经典案例汇聚在一起。当事人只要将自己的案情和诉讼请求输入平台，系统通过自然语言处理能力，就可以自动提取法律要素和裁判路径，从而进行精准的案例推送。

　　平台将当事人的自然语言通过一定的算法转化为法律语言，自动分析法律关系、相关案由，并建立符合司法程序的数据模式，从而保证推送的案例、法律法条精准无误。

　　2015年，赣州筹建了由律师、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士、群众代表、社会志愿者组成的信访监督员队伍，对疑难复杂案件进行巡查督办和监督评议，依据有关法律和政策，对信访群众诉求提出处理建议。同时，做好信访群众的宣传和心理疏导工作。

　　重庆万州区法院通过速调对接机制、速裁程序分流化解2/3以上民事案件。在正式立案前，通过诉讼、非诉讼衔接机制，与行政机关、行业协会搭建10个速调对接平台，将婚姻家庭、劳动争议等案件导入调解等非诉解决机制，分流1/3以上民事案件。

　　上海普陀区法院依托速调对接中心平台，探索设立诉讼与公证、保险行业、商业协会等对接工作室，整合专业资源，拓展解纷渠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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